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寅位，当阳光开始一寸寸收复北回归线失地，一个古老而清晰的讯息便越过冻土，抵达人间：立春了。在时间的河床上，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，是岁月更迭的原点，是蛰伏之后的第一声呼吸，是“立，始建也”的庄严宣告。它并非瞬间的春暖花开，而是序章的开篇，是天地间一场宏大苏醒的微弱前奏，在料峭寒意中，孕育着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机。
立春有三候，是天地写下的细腻诗行：“一候东风解冻，二候蛰虫始振，三候鱼陟负冰。”起初，是风。那不再是冬日的凛冽北风，而是带着一丝温润的“东风”。它如一支无形的巨笔，拂过冰封的江河湖海，坚冰悄然开裂，发出细碎而清脆的呻吟，那是禁锢瓦解的声音。继而，大地深处，蛰居一冬的虫蚁感受到这微弱的暖意，在黑暗中慵懒地伸展身躯，虽未破土，生命的电流已然“振”动。最后，望向水面，冰层下憋闷已久的鱼儿，开始向尚有薄冰的水面游动，仿佛要以脊背“负”起那片片残冰，迎接久违的天光。这三候，层层递进，从无形的风，到地下的虫，再到水中的鱼，勾勒出一幅由隐至显、由内而外的苏醒图卷，宣告着阴阳之气在此刻完成关键的交接与转折。
在农耕文明的深邃智慧里，立春绝非简单的时令标记。它是一年的“岁始”，是统筹农事、预判年景的至高坐标。《礼记·月令》载：“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。”这浩大的国家仪典，意在“劝农”，更在“顺天”。天子象征性地扶犁，祈愿风调雨顺。地方官吏则会挥舞彩杖“打春牛”，将泥土制成的春牛击碎，百姓争抢“牛土”，以求五谷丰登。这些庄重的仪式，将自然节律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，赋予了立春超越自然的社会政治意涵，它是农耕时代国家与社会步调一致的节拍器。
民间的立春，则洋溢着更为鲜活生动的烟火气息。最普遍的习俗是“咬春”。无论南北，人们这一天总要品尝新鲜蔬菜，尤其是春饼、春卷。那薄如蝉翼的饼皮，包裹着豆芽、韭菜、萝卜等时蔬，一口咬下，仿佛便将整个春天的清新生机与活力纳入了脾胃。在南方，人们“煨春”，以红豆、红枣、桂花等熬煮甜羹，温暖身心。北方则多“啃春”，生吃水灵灵的萝卜，取其“通气得春”之意。这些食俗，是对匮乏冬季的告别，也是对丰盈春季的迎接，是味蕾上最直接、最质朴的庆典。
立春的种种，也沉淀在浩瀚的文学艺术长河之中。唐人罗隐在《京中正月七日立春》中写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万木生芽是今日。”稚拙的数字起笔，却道出了生命计数般的新奇与喜悦。辛弃疾笔下的立春，则更富哲思与感喟：“春已归来，看美人头上，袅袅春幡。无端风雨，未肯收尽余寒。”他看到了春归的迹象，也体会着冬日的不甘，这何尝不是人生与世事复杂况味的写照？在《荆楚岁时记》等古籍里，我们还能看到“剪彩为燕，戴之头鬓”的记载，女子们用彩绸剪成燕子形状戴在头上，名曰“春胜”，那是流动的、缤纷的迎春图腾。艺术上，“春牛图”成为立春时节特有的民间绘画，画面吉祥，寄托着最朴素的丰收愿望。这些文艺作品，如同时光的琥珀，封存了立春在民族心灵中的光影与色彩。
若将视野放宽至东亚文化圈，立春作为节气之首的地位同样尊崇。在日本，立春前日称为“节分”，有撒豆驱鬼的习俗，寓意辞旧迎新。韩国则注重立春的饮食，会食用包含五种颜色的“五辛菜”，以求健康。这些同源异流的习俗，共同构成了汉字文化圈内，对春天肇始这一自然事件的集体文化回应。
光阴流转，步入工业与信息时代，多数人已不再依据节气安排农事。立春，似乎褪去了那层关乎生存的紧迫色彩。然而，在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，当手机日历悄然提示“今日立春”，人们心中是否仍会掠过一丝微澜？我们会下意识地望向窗外，寻找柳梢那几乎难以察觉的鹅黄；会愿意在午休时走出大楼，感受那拂面不寒的“杨柳风”；或是晚餐时，特意点一份春饼或荠菜馄饨。
立春的现代意义，正从一种生产生活的硬性指南，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柔性滋养。它提醒被空调与暖气模糊了四季的现代人，去重新建立与自然节律的联结。它告诉我们，即使在最繁忙的节奏里，也应保有对生命循环的感知与敬畏。它更是一种隐喻：无论个人境遇如何“寒冬”，总有“立春”之时，总有时序流转带来的希望与新机。这是一种文化基因里的韧性，是“寒冬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的东方注脚。
立春，是天地间一封每年如期而至的密信。它写在解冻的涟漪里，写在振动的虫翼上，写在鱼跃的欢腾中，更写在千百年来人们迎春的期盼、咬春的滋味与颂春的诗篇里。它始于微，而彰于著；承于寒，而启于暖。在节气轮回的圆环上，立春是那个充满张力的起点，蕴含着穿透冰封、拥抱生长的全部勇气与智慧。当我们理解了立春，便不仅是知晓了一个节气，更是触碰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于时间中生生不息、于逆境中静待花开的那份深沉而昂扬的生命哲学。岁岁年年，当东风再度解冻，那破冰之声，依然是我们心灵深处最清越的春之序曲